来源时间为：2022-04-04
石牌坊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构制形式，是帝王或政府对一些忠义节烈之士的旌表。因其材质坚硬，易于保存流传，故常以之勒石褒崇。
据明正德朝《新乡县志》载，新乡老城四街上牌坊林立，有“进士坊”、“司谏坊”、“宣化坊”、“文魁坊”等二十座石坊，意在褒崇新乡文风之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黎庶百姓、官宦绅士对于知识、文脉追崇的价值观念。
之后的明清两代，新乡境内陆续出现了多座各具特色与明目、且保存至今的牌坊。
作为“诸藩之首”的神宗胞弟潞王朱翊镠，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到汲县就藩。
“潞府奉旨：用旧基（指明汝安王朱祐梈府第，府第在卫辉府城内东，1491年建，1541年废），展前面，拆儒学，并民居，拓城池”。此举不仅使汲县的城垣建设达到了顶峰，也开始了潞王在卫辉府二十五年醉生梦死、穷奢极欲的生活。
为能解思念皇母之渴望，朱翊镠大兴土木修缮了汝安王朱祐梈原来的高30米的“崇本书楼”以便登高望远，民间称之“望京楼”。楼顶建有五间歇山式大殿，是潞王与其子朱常淓父子读书写字、休憩之宫室。
殿前有一石坊，为三间四柱结构，“抱鼓石”点缀枋柱左右，横额书“诚意坊”。明间对联所书“南连地脉嵩衡秀，北观天枢斗极辉”颇有气势，亦可见“望京楼”之高耸不凡。
只是其期盼的“千年胜概”、“万国雄观”的“潞王府”及“望京楼”，在王朝更迭中“俱于顺治五年（1648年）拆毁，木植运入京师，止存周围城垣及望京楼。”（乾隆朝《卫辉府志》）
死后葬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建成陵墓中的朱翊镠，也在频繁的盗墓活动中被摸金校尉们弃尸于野外，化为了随风渐渐逝去的枯骨齑粉。
因他，新乡大地上平添了一座由石头构筑而成的气势恢宏壮观的王陵——“潞简王陵”，人们也凭此了解了明代藩王墓制及其石雕的多种技艺。
潞王陵景区现存有“潞藩佳城坊”、“维岳降灵坊”以及陵园西侧次妃赵氏墓中的两座石坊。这些石坊与整个陵园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潞藩佳城坊”为三间四柱结构，饰以“二龙戏珠”图案，坊两侧高大的望柱与石坊构成了“潞王陵”的门户，只是1978年重新粘连的断于文革时期的望柱已失去了当初皇家陵寝的挺拔之气。
“维岳降灵坊”以“二龙戏珠”以及八个“抱鼓石”所镌刻的母狮与子狮嬉戏的图案，使石坊在威严凝重中多了一份灵动生机，其上镌刻的“龙卧太行绵玉牒，凤栖毖水濯银潢”对联，道出了自己葬于如此“风水宝地”所能带来的子孙绵延的祈愿。
“次妃赵氏墓”陵区亦有两座石坊。其一为进入陵区城门之所见，系通体以白石雕刻而成的三间四柱结构牌坊，龙纹及花草纹装饰其间，“淑德”“柔淑”之辞彰显出赵氏的懿、范之质。
书于枋柱上的“山拱水朝灵气聚阴阳之秀，龙昂虎伏佳城壮制度之宏”联，言陵墓之所汇聚有天地阴阳轻灵之气，如此风水宝地上的建筑规模宏大、无与伦比。以《明会典》丧礼之规，赵氏独享亲王级别的陵园，确为“营造踰制”之例（康熙朝《新乡县志》）。
处于墓室院落之门户作用的第二道石坊，为四柱三楼式结构，坊顶之蹲兽与火焰石牌颇引人注目。只是各柱前后均无“抱鼓石”之所，有些不解。
墓主赵氏在卫辉府汲县周边当地人的口碑，正如枋柱所书“柔顺安贞淑德与行山并峙，宽和惠爱贤声共卫水同流”的论定。其与朱翊镠生虽可同衾，亡后却分葬，证明了潞王生平昏聩、家庭不睦的现实，尽管潞王于赵氏亡后十三年才逝。
与朱翊镠家庭不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饮马口赵氏一族“七世同居坊”的存在。
赵氏自明中叶赵江由山西洪洞县移民于新乡，清初始迁至饮马口定居。至道光朝（1821年——1850年）十世赵珂一代，家族绵延、子嗣相安，珂因与上自六世祖文跃、七世祖延祚、八世祖师胜、九世祖鹏翥，下至十一世子汝棠、十二世孙浈，共七代人同居饮马口百余年，道光帝特恩准旌表，于1824年建造“候选布政司经历赵珂七世同居坊”。
坊为三间四柱五楼式，主间檐下正中南北两面刻的“圣旨”二字，道出了赵氏家族无限的荣光。百余年赓续而成的“和”之家风，使得敦宗睦族之习之于赵氏家族个体的开枝散叶，起到了一种精神指向的作用，由此赵氏家族绵延至今。
其家族善以示后的“七世同居坊”被老一代饮马口人称为“善人坊”，皆因赵珂常周济闾里乡邻之故。
坊“高十米，宽八点五米，三孔门，四立柱，三重顶。坊趺雕卧狮八只，分置南北护柱。坊柱、坊顶刻有多件龙、狮、花、鸟等图案。坊脊中央置站式瑞兽，或说麒麟一只，首东尾西。瑞兽东西两侧各置龙首鸱吻一只，均首里尾外。”
精美的浮雕、立体雕、镂雕等多种雕刻技法，以及牌坊整体图案所包涵的民族时代特征，特别是其所富含的文化传统教育意义，使得该牌坊成为了“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为朝廷大员，淇县人孙徵兰则命运不济，在其司职“四川布政司参政”时，虽平定三巴军功卓著，但频频的“虏寇交讧”及官场的相轻泄沓，加以其母于崇祯八年（1635年）的重病，无心仕途的他便辞职退隐故里。
遐迩闻名的香泉寺，自然也让此时心绪落魄的孙徵兰流连忘返。参禅论道、赋诗咏文，使他暂时忘却了仕途的失意、命运的蹭蹬。
明崇祯九年，孙徵兰为香泉寺迎奉观世音大殿捐建了“南天门”石坊（亦称“淑海香天”坊），并亲自书丹：“西天既许分东土，南海当移住北方”及横批“淑海香天”，镌刻于枋柱之上。
虽已过往了三百余年的时光，但如今观望这座枕崖而立、高4米的两柱石坊，依然可以在其简易朴实的造型中品赏到细腻的刀工、流畅的线条，以及人物花卉图案中弥漫着的孙徵兰对佛法释迦的思悟和对清净之地、佛门香国的赞誉，由此可见佛之于受挫的孙徵兰的慰藉之功却非一般。
相比于孙徵兰的“隐忍”之态，敢于“逆耳批鳞”的比干则冒死直谏，言“臣正君邪，国患难治。况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即谏不从且死，忠之至也。”（《西河九龙族谱》）结果纣王曰：“少师比干妖言惑众，赐死摘其心。”
埋葬于卫辉的比干，其墓前有一石坊，人称“日月丹心坊”，坊左右各有一古柏，冲天干云；坊横额题“殷太师比干墓”，左右柱分写“孤忠心不死，故社柏犹存”，坊额上有“飞云日月捧心”之石雕，喻比干之心日月可鉴。
此坊为明代弘治年间所建，构制简单，系“冲天式”结构，仅一横枋两柱，以前后“抱鼓石”及横额上“飞云日月捧心”石雕饰之，似与其赫赫“太师”之身份大相径庭，然其所蕴含鼓舞明志之意却非万厦千间屋宇可展示，孤忠贞魂、碧血丹心，是以青史纪之、勒石铭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