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什么？图的就是让咱孤堆底赶紧富起来，赶快美起来，生活赶快好起来！”孙金柱说，“不但我这样做，你们将来也得回来这样做，这儿是你们的故乡，无论你远在天涯海角，还是将来做了多大的官，故乡永远不能忘记。”
白成：500亩山林的绿色梦
“小时候在农村度过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至今对家乡的贫穷仍记忆犹新。”今年64岁的白成说，他有个心愿，永远做家乡的儿子，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让家乡人过上好日子。
退休前，白成是甘肃省兰州市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指挥部绿化处处长。退休后，白成的心思着重放在老家向阳村的生态改善上。
向阳村里有座鱼龙山，但山光秃秃的，不长一棵树，水土流失严重。白成四处找投资，号召群众集资，在鱼龙山栽植各类苗木3万余株，绿化荒山500亩，并配套水利设施和休闲娱乐场所。原来没有一棵树的荒山变成了一道绿树成荫、风景优美的旅游风景线。
向阳村距离兰州300公里，但白成每月来向阳村至少两次。先坐公交到县城，再找亲戚的车接他进村。“很多人劝我，退休了就别再跑了，但我心里放不下那500亩山林。”白成说。
赵亚夫：筑梦“有机农业合作社”
60岁学计算机，70岁学有机蔬菜种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赵亚夫，一个退休的副厅级干部，如今一年里有200多天扎根乡下，跟农民一起在田间地头忙碌。
今年75岁的赵亚夫，是江苏省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长期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党委书记。
赵亚夫退休后做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江苏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驻点，帮助贫困村实现小康”。10多年来，他带动农民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组织农民成立有机农业合作社。
2014年，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万元，比13年前增加了6.5倍。他准备再用几年时间，使农民年收入增加到2.5万元——这是江苏省基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指标。
戴庄有机农业合作社是一个综合性的农民社区合作社，开始生产有机桃，后来增加了有机大米、蔬菜、果品、肉蛋等产品，近年还搞起了农产品加工、销售合作，目前又积极拓展农业旅游合作及信用合作。
如今，戴庄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已从10年前的负80万元提高到年收入约200万元，积累的集体固定资产超过1000万元，这在茅山革命老区已属第一方阵，而主要来自农业积累，更显可贵。
2015年，江苏省句容市委书记在署名文章《老百姓为什么发自内心地说赵亚夫好》中写道：赵亚夫从领导岗位退休后，没有安享晚年，却一头扎进茅山老区最穷最苦的戴庄村执著奉献，开辟了“三农”发展的新天地。他十多年来坚持每年为农民义务上课上百次，编写实用科技读物超百万字，引领帮助众多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却从未收过农民一分钱和额外的报酬。
王世录：为“三农”献策要说内行话
“老兄，又见面了。”爬上一座砖石砌成的丘陵缓坡，已退休多年的成都市金堂县委原副书记王世录与赵家镇平水桥村党支部书记段开迅的两双手握在了一起。
“老领导经常来，田块怎么整理，排灌沟渠要挖多深等，他都有专业建议。照他的方法操作，去年夏天的暴雨终于没有再大面积冲毁我们农田。”段开迅介绍。
指着远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成都金堂10万亩丘区特色产业示范基地”的牌子，赵家镇镇长胡晓俊说，没有老书记的争取，弃耕多年的土地现在可能依然是一片荒草。
王世录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说：“当时，县上准备参照平原地区标准，逐级申报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我说金堂‘七丘二山一坝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绝不可照搬平原。”
金堂县原农机局退休领导彭世选介绍，王世录带着农业专家深入农村调查后，提出10条建议，包括建设高标准农田应同台同平，不可“平山头、大挖大翻，全面推平”;农机推广力求相适，不可“大脚穿小鞋”或“小脚穿大鞋”等。
王世录的建议很快引起成都市领导的重视，有别于坝区的丘区标准被纳入评审考核办法中。王世录认为：大挖大翻不仅投入浪费大，而且严重破坏生态。既然要听建议，那就说真话。
2003年，王世录从县委副书记岗位上退居二线后，他的调研足迹遍及全县20多个乡镇200多个村(社区)。2011年，针对金堂县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的某道路改造规划方案，王世录与老科协10多位专家深入实地综合考察后，果断建议对该道路实施综合整治，对已提出的高架路建设方案，应再从多方面论证。
当初参与调研的一位老专家告诉记者，这实际上叫停了投资巨大的高架路建设方案，后来也被金堂县时任领导采纳，一下子节约好几个亿的建设资金。
正是以这样的担当，王世录还帮助当地黑山羊养殖业恢复生机，并且走向产业链发展。在“黑洋洋”金堂黑山羊赵家扩繁场，去年从南充市仪陇县来此创业的年轻人王杰说：“在王老的鼓励下，在镇村干部的支持下，我就是贴本也要带领农民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因为黑山羊肉纯生态喂养，在南方有巨大市场。”
王世录说，60岁正是一个基层领导干部视野开阔、经验丰富的年纪，关注民生、服务社会的热情不能随着岗位一起退下来。
胡述奎：“全村脱贫不是梦”
今年66岁的胡述奎是重庆巫溪县正处级干部，2010年退休之后回到家乡凤凰镇木龙村。他热心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帮助修桥，管理柚子树等。他逐渐赢得村民信任，被选为村支部书记。
木龙村是个贫困村，全村1400多口人，很多人外出务工。为了帮助村民脱贫，胡述奎带领村民种植柚子树，全村2600亩土地种了1800亩柚子，还种了600多亩花卉苗木。
2014年，胡述奎带领村民对全村的危旧房进行改建，村里300多户房屋焕然一新。2015年，村里100多户人家发展起农家乐，乡村旅游越来越兴盛。胡述奎说，未来就是要把村庄打造成县城的后花园。
担任村支书以来，村里200多人脱了贫。目前，村里还有64户贫困户，胡述奎的梦想是2016年实现全村脱贫。
杨文金：帮助洞穴居民告别“一家7人4个碗”
春节前，杨文金受邀到熊开良等3户村民家中做客，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杀猪饭。“看到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非常欣慰。”杨文金说，这顿饭吃得特开心。
今年70岁的杨文金，曾经担任过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副县长、县人大副主任、县政协主席。2003年，他退休了，但闲不住，成了一名扶贫志愿者，拿着自己的工资在县内各个村寨考察。
一次走访中，杨文金发现，一个偏僻大山洞穴内，竟然住着熊开良等3户人家17口人。他于是写下了题为《一家7个人，只有4个碗》的调研报告。
2004年9月，贵州兴旺民族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时兰到镇宁调研帮扶，杨文金将这3户洞穴村民的情况告知杨时兰，他当即答应出资3.4万元为他们建房。
在杨文金的协调下，3个多月后，建起了6间总建筑面积为160平方米的平房。2005年1月8日，在住了15年洞穴后，熊开良等3户村民终于搬进了新房。
告别了穴居生活，3户人家靠着辛勤劳动渐渐摆脱了贫困。如今熊开良家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屋，自己在家养猪，孩子到外面打工，一年收入可达10余万元。
2003年至今，杨文金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努力，从各个渠道引进资金，先后在镇宁县边远村帮助修建了9所小学，给5个自然村安装了自来水，给12户贫困户建起新房，为15户无牛农户买了耕牛。(专题参与调研记者：沈洋、刘巍巍、向定杰、王菲菲、刘翔霄、梁军、叶含勇、韩振、袁汝婷、李劲峰、马剑)
重庆市黔江区政协退休干部张玉林办起留守儿童学校有容国学书院杨敏摄
接续传统：绽放人生第二季
——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观察篇之一)
“立庙堂忠君之禄，归乡里孝亲之泽”。千百年来，怀抱四方之志的士子们通过科举离开乡土为国效力，到了晚年，他们则选择回到故土，回报乡里。时代变迁，叶落归根这一传统并未中断。当下乡土中国正面临重大变革机遇和诸多发展难题，退休官员凭借其优势可以继续发挥潜力，对家乡和他们自身来说，可谓双赢之举。
“叶落归根”：颠扑不破的信念
大树参天，依靠土壤中水分的滋养，待到枝繁叶茂时，树叶落到根部，化为泥土，回报根本。我国古代社会乡土观念很重，不论是做官的仕人，还是商人游子，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晚年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叶落归根”。
“长期以来，中国‘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让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说。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文轩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古代官员大部分源自农村，那里积淀着深厚的耕读文化传统，科举制的实行让寒士庶民加固了一个理想，就是“学而优则仕”。待到衣锦还乡时，官员们又出于对家族根脉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回到儿时的故土，通过建立家族私塾或乡村书院等进行文化反哺。
“中国官员返乡文化古已有之。”张文轩说，“中国人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作为一个人，不能忘记根本，而要回报根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里，如果一个人忘记了根本、家乡，他就是不义之人，做人就立不住。”
刘毓庆说，官员告老还乡的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者，郑玄注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戏曲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传道授业、教化一方的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农村都有一个乡绅阶层，乡绅阶层支撑着乡村文明。他们在农村实施文明教化，并参与乡村治理。如果村与村之间、族与族之间有矛盾，两边的先生坐下来谈判，基本上就能化解。
致仕还乡，作用几何
得益于古代官员的告老还乡，乡村实现了精英循环的有效流通，一定程度上持续不断地带动着乡村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些中国最早出现的乡贤，成为千百年来乡土中国稳定和谐的基层管理机制的维系者。
湖南省委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教授许顺富认为，乡土绅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地位与多方面社会功能的特殊群体，它不仅影响着国家政权的稳固，而且影响着乡村秩序的安宁;它不仅是官僚的后备军，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众的代言人;它不仅是文化教育的占有者，也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和输出者。
受访的一些专家向半月谈记者指出，古代官员告老还乡主要起到以下三大方面作用：
一是为地方兴利除害。比如修路办学、抚恤孤老、救济贫穷、维护乡民(家族成员)的利益、制定乡规民约及家法族规等等。乡绅的存在与作为，确实可以使邻里和睦、安居乐业，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长。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乡绅就是当地居民的主心骨。乡民遇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大事时，以请到乡绅主持为荣;乡民进行买卖交易时，契约上若有乡绅做“保人”，心里就会踏实;在乡民利益受到威胁时，乡绅甚至可以组织乡民与匪霸对抗，与官博弈。
二是调解亲邻纠纷。明清颁布的律例中有在地方乡里设立“申明亭”的规定，国家的法律明文授予“里老”以裁断纠纷的权力：“户婚、田土等小事，
